謝建邦評 記憶的回歸─香港形上文化簡史（1960s-2020s） 【艺鵠藝評 ACO Art Critique】

反覆的辯證：香港主體的剝落史——岑朗天策劃《記憶的回歸 ─ 香港形上文化簡史（1960s-2020s）》

「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 也斯當年拋出的問題，持續迴蕩與縈繞於關心何謂香港的人心中，亦構成每一代認真思考香港問題之人的驅力。當然，在如今一片說好香港故事的主旋律下，如何言說香港故事已不是難度問題，更上升至實存風險與倫理考量的掙扎。故此，岑朗天在艺鵠的《記憶的回歸─香港形上文化簡史（1960s-2020s）》，就不單是個人對香港文化歷史思考的整理，更是和諧音調中的失調，讓人察覺還有另類聲音的殘響，引領人看穿香港故事象徵下的真實（the Real）。

策展前言開宗明義點出，這個展覽要展示的主角就是觀念，而觀念是形而上的道，只能夠透過形而下的器物來呈現。箇中關鍵固然是「呈現」這個含混又無法窮盡的動詞，似乎總是難以表達器道糾結的關係。一如整個會場中，展示品只是被動地承載朗天安放的觀念嗎？抑或，展品之間又溢出屬於此時此刻的歧義？器道關係並非抽空被理解，而是朗天用以觀照香港文化史的一個辯證框架，意圖提出他的歷史系譜學，主觀地客觀勾劃出香港的命運，或如他所言，剪接出一套以香港為主角的電影，書寫香港的當代史。

線性史觀與根莖碎片的歷史書寫

展場可被劃分為四個區域，甫入展場即見到一座插著十三個觀念字詞牌子的山形裝置，每個牌子附有一個QR code，讓觀眾即場閱讀相關概念闡釋的文本。山頂放置著一幅兩位台灣攝影記者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重返天安門的黑白照。這座山形裝置被稱為維多利亞城的遺址山，山左下方有一副西洋棋殘局，歡迎觀者參與破解棋局。朗天稱棋局被破解後，或許將改變整座遺址山的裝置。遺址山旁則有一幅標記著兩條時間軸的掛牆作品，一條名為「奇觀史」（spectacular timeline）的時間軸，以建構香港人主體性的三個年份作標記，另一條名為「被殖民史」（colonial timeline）的時間軸，就記錄著四個香港歷經被殖民治理的年份。兩條時間軸匯合於2024的年份，附帶一張被本雅明稱為「歷史天使」、由保羅‧克利（Paul Klee）所畫的經典《新天使》圖像。在兩條時間軸中間，銘刻著兩個未被記述的年份——2003及2019，旁邊寫道「（夭折的？）主體」。時間軸與遺址山的關係該如何被理解？當時間軸以年份間隔折射出幾道線性的時間史，遺址山則猶如歷史天使凝視的廢墟，在記憶的根莖中考掘與提煉出各種現象與觀念，以了解香港主體化的生成與夭折之路。故此，這注定不是編年史的書寫，亦解釋了何以擷取1960年代作開頭，及中間各個年份的選取均是朗天的歷史蒙太奇，容讓觀者帶著不同的歷史意識與他的史觀進行視域交融。這豈不是「（夭折的？）主體」後的再主體化嗎？

香港歷史的剩餘物

時間軸的展示中，最有趣的應是那塊在地上被摺疊成球狀的紙。翻開後，原來是1995年的時間軸，印刻著該年的星座及香港與世界的各大事件。為何1995被區分開來？想必這是觀者冒起的疑問，亦是朗天在展覽中不斷拋擲予觀者的謎題。1995年發生了甚麼事？微軟推出Windows95系統、神戶大地震、《蘋果日報》創刊、立法會直選首次採用單議席單票制、張愛玲病逝等。這些事件有影響香港人的主體化建立嗎？又影響了甚麼？朗天引用齊澤克的說法，指出關鍵非在答案，皆因處處都是答案，缺乏的反而是將答案顯現出來的問題。朗天邀請觀者思索，假若1995年就是他在爬梳歷史而得，對香港當下「（夭折的？）主體」之其中一個答案，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個答案？這個答案之意義何在，又引領我們去提出甚麼問題？如被遺棄在地上的紙球一般，1995作為被反覆皺褶在歷史進程的剩餘物（remainder），又蘊藏怎樣的潛能足以解構兩條時間軸？對觀者而言，或許值得追問的是，解構後的時間軸是怎樣？又如何挽救夭折的主體？朗天的1995是一道個人的靈光剪接，當我們在記憶的圍欄外，以他者的角度重訪香港歷史進程，又有哪些被遺棄與摺疊的時刻能成為當下的救贖？

反覆辯證的歷史螺旋

朗天的歷史考掘與其說是一種個人選擇，毋寧是一種記憶的驅力，強迫他再三重訪歷史廢墟。一如名稱「記憶的回歸」，記憶並非只是被動地鎖在櫃底，等待被存取的資料，而是如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言，記憶總是如影隨形的綿延乃至構成我們每一刻，呼應場內引用的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名言：「記憶是向後的重複，被回憶之物已然存在。真正的重複是向前的回憶」。記憶既是主體又是客體，但關鍵卻是「重複」的行動促成主體化的過程。在云云提出的觀念當中，重複與反覆可說是奠基性的觀念，亦是朗天個人的哲學方法論。朗天提出當代是需要反覆，並提升至重複的年代，意指我們並非往後重複地留戀在回憶中，停滯不前，而是以反覆的精神去徹底揭示與檢視事物的面貌，在肯定與否定之間不斷轉換，以延展事物的差異，從而在差異的辯證中推動事物的流變，成就前行的新動力。「多少回我成非我」，正是在絕對差異中實現的弔詭自由。朗天正是以反覆的驅力，指出歷史的進程猶如一個螺旋般循環往復地上升或下降，而螺旋的核心正是推動歷史重複地向上或向下前進。

朗天意圖呈現導致香港歷史在螺旋中下降的核心，亦即他所謂的「觀念因子」，同時叩問到底我們在歷史中錯過了甚麼，促成如今的遺址山？朗天歸結出幾項因子，包括華人的劣根性、過份倚賴中介或代理的懶惰，及對幸運的盲目崇拜。不難看出，這幾項因子傾向集中對華人文化與資本主義的批判，但也許更值得問的是，是否還有其他剩餘的因子未被提及，或無法提及？朗天拋出的答案，同樣是讓觀者反覆思索何解是這幾項因子？置放於近十年香港所走過的一切，這幾項因子足以證成香港的墮落嗎？或是反覆指向更深層的問題？假若歷史是螺旋的上下往復，曾經出現的上升因子又是否需要被捕捉，以與下降的因子進行反覆、辯證的檢視與對話？誠然，我們都需要給予自己問題與回答，而非倚靠代理人完成屬於主體的責任。假若錯過了太多，我們還有甚麼能把握，以驅使歷史在螺旋中重新向上？

檔案的蒙太奇與系譜學

展示中，除了由遺址山與時間軸所承載的形上論述，另一空間則可區分為形下文獻的拼貼展示，亦是朗天的個人檔案策展。其中一張桌子展出各種不同年代創辦的文化刊物、已停辦的報紙報頭、一些重要的思想與文化人如牟宗三、也斯、吳仲賢等的悼念刊物，及有關中國民族性之研究著作如蘇曉康的《河殤》等。另一張桌子則有四個不同主題的文件夾，分別裝載朗天個人的剪報收藏。其中一個以被遺忘的文化風波為主題，載有劉賓雁與陳映真在港對談的報道與評論、周星馳的成名及王家衛電影等的討論。另一個以香港通俗文化的熱議為主題，收錄彼時針對文化品味、通俗與精緻文化爭論的剪報。其餘兩個，一個以香港意識為主題，載有有關建構香港文化符號、地標與迷思之報道，另一個則集中收錄作家黃碧雲在80年代作為中報記者採訪中港台文化名人的專訪，及羅永生早期的文化評論。兩張桌子旁的牆壁延伸朗天蒐集的剪報，展示關於婦女解放、性意識、稿費爭論及香港文學的專欄，又貼出朗天首個策展的社區文化展覽單張，及為他帶來啟蒙的日本導演巨匠回顧影展單張。

這些形下文獻是朗天建構觀念的痕跡，亦是個人的歷史檔案之展示。與遺址山的根莖狀一樣，文獻是朗天的蒙太奇，試圖挖掘被隱沒在歷史廢墟中的碎片，將它們並置在當下，邀請讀者探究香港的系譜學，追溯各種斷層、裂縫與遺忘中的肌理，思索整個歷史螺旋的走向。有別於附載在QR code內的網上文本，這些形下文獻承載的歷史質感與厚度，彷彿帶領讀者親身觸碰歷史的平面，呈現時間軸中無法被量化及納入的歷史碎片。當觀者重複翻動刊物及文件夾，細察或對讀各張剪報，留意朗天的一些註記，這些文獻早已溢出它們的年代，而成為當下觀者建構自身觀念史的驅力。因此，這些文獻與觀念存在怎樣的關係，何以選取上述的文獻，及以特定主題劃分的準則，皆開放讀者的詮釋。這不但是對朗天思想的解讀，更是讀者對自身的應答。

剝落的虛無與上升？

展場內有一個幾近被遺忘或割裂的展區——位於廁所展示的形下報告。藝術家黃倩怡畫下她在乘車時遇過的滋擾行徑與姿態，並將畫作結合在時鐘裝置中，隨時間流逝，裝置會跳動揭示各幅畫作。作為對形上展覽的回應，黃倩怡刻意將展覽置放在最形下的場所展示，特別是廁紙格旁，要求觀者坐在廁板上，才能以最佳角度觀看。黃倩怡稱，她試圖將時間置於形下的日常理解，特別是當遇上滋擾行為，時間變得異常難受與緩慢。這個形下報告與朗天的形上歷史形成另一種辯證，時間日常的細碎糾纏往往比抽身觀照歷史更磨人，更讓人陷進無盡的下沉中，就如朗天在文本中收藏的一條錄像短片，述說人在剝削的壓迫下步向虛無，而最痛苦的正是過程中逐漸剝落的實存狀態，以及旁觀他人剝落的共感。

整個展示，其實就是朗天對這種剝落感的回應，從當下的實存追溯至歷史的反覆，嘗試勾勒出香港的主體何以步向虛無，又還有逆轉的可能嗎？短片似乎透露虛無的臨在，歷史只會持續往下降，但展場的一道音頻裝置，不時發出熟悉的「going up」聲音，似是提醒觀者，要上升。但要上升甚麼？這個上升在香港的螺旋進程中又意味著甚麼？歷史廢墟中還皺褶著甚麼的剩餘物足以為我城帶來轉化？

圖片由作者及艺鵠拍攝。

@tser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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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回歸─香港形上文化簡史（1960s-2020s）

展覽日期：5 - 25/10/2024

展覽地點：艺鵠藝術空間 灣仔軒尼詩道365-367號富德樓6樓